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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商报》典当行业需要建构新的商业逻辑——专访北京典当行业协会会长杨永

  
高端访谈

2017年对于典当行业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,因为恰逢中国典当行业恢复30周年、北京典当行业恢复25周年。但同时也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发展阶段,因为典当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。对此,北京典当行业协会会长、华夏典当行董事长杨永有着清醒的认识,“在现有的市场条件下,典当行原有的商业模式很难持续下去,需要在创新中寻找生机,建构新的商业逻辑才能有出路”。

典当是一个古老而传统的行业,由于某些历史原因曾一度中断,直到1987年成都成立了第一家典当行之后,各地的典当企业雨后春笋般出现,1992年北京也设立了典当行,从真正意义上重启了国内典当这一业态的复兴之路。

经过30年的发展,典当已经成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人重要的融资方式,同时这一行业的体量也在不断增大。据全国典当行业监管信息系统显示,截至2017年3月,全国共有典当企业8291家,分支机构931家,注册资本1669.2亿元,从业人员5万人,企业资产总额1671.6亿元。

然而,典当行业的准入门槛远远高于一般行业,要申请取得《典当经营许可证》、《特种行业许可证》,对于注册资本也有比较高的要求。作为典当行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,杨永对这一行业的发展历史如数家珍,“从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经贸委、商务部等,典当行业的主管部门也是几经变迁,但典当行业的执业牌照是很难拿到的,基本没有太多的竞争。银行的主要业务对象是国有企业等大中型企业,小微企业和个人贷款都不是银行关注的重点。所以典当行的生存空间很大,而且贷款速度快,不过问抵押用途,审批手续简便,这也是典当很快蓬勃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”。

近几年市场环境持续低迷,典当行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。以2017年3月为例,全行业实现典当总额1105.1亿元,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39.9亿元,降幅为11.2%。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22.3亿元,同比降低9.3%。其中,主营业务收入(利息及综合服务费收入)19.1亿元,同比降低14.3%。

对于市场的变化,杨永分析道,“经济大环境是一方面,首先,商业银行开始关注小微企业和个人贷款,尤其是小型商业银行渠道下沉比较明显,但没有形成大的冲击,因为在操作流程方面,典当行业还存在一定优势。其次,金融原本属于专属经营领域,随着小贷公司和担保公司集中出现之后,民间借贷合法化,个人也可以做放贷业务。再次,互联网金融兴起之后,对这个行业的冲击越来越大。还有一点,典当行业本身的监管政策严重滞后,进一步限制了行业发展的空间和活力,这已经成为业内的广泛共识”。

人物专访

北京商报:从协会的角度来说,北京地区的典当行业是一个怎样的状态?

杨永:截止到今年3月,北京目前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典当行358家,如果加上分店的话,大概有493家。全行业注册资本111.13亿元,从业人数4302人。从地域来看,每个地区的典当行都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,但相比之下,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经济中心,其中的某些优势是难以比拟的,一些规模较大的、品牌典当行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北京,活跃度和影响力相对更高一些。从协会的角度来说,我们也会进一步提升典当行业的口碑和影响力。

北京商报:您一直强调“创新求发展”,那典当行业的商业模式究竟应该如何创新,或者说行业发展的根本性出路是什么?

杨永:目前,大概有近一半的典当行处于亏损状态,但华夏典当行每年业绩还处于递增之中。其实,归根结底是商业模式的创新,因为在很多年前我们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布局,在做好金融贷款业务、服务好中小微企业的同时,还要为行业的未来发展找到新的定位和方向,围绕这些理念,我们在功能完善、客户体验、售后保障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。可以说,华夏典当行重新诠释和定义了典当行,所以市场占有率和品牌认知度都是很高的。

对于典当行来说,品牌和信誉是生存的命脉。失去了这两个支撑,那是不可想象的。典当行的根本性出路是什么?在我看来,那就是在创新中寻找生机,在变革中寻找出路。

北京商报:最初设立“品真阁”这一子品牌是出于怎样的考量?

杨永:“商品流通平台、绿色循环经济”是我很早之前提出的一个理念,与当下所倡导的“共享经济”思路不谋而合。珠宝、玉器、艺术品、奢侈品、腕表等民品业务大概有千亿元的规模,这些民品再次流通的需求和市场很大,而且每年的存量还在增加。

民品小额典当,可以解决资金临时性周转困难的问题,但对典当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比如要有专业的鉴定评估团队。典当行有做好民品典当的天然属性,“品真阁”即真品好价格,寄卖品和绝当品的性价比都是很高的。民品的再次流通,其实也承担了“绿色循环经济”的社会功能,这也是国家特别鼓励的一种方式。北京商报记者 徐磊